謝步升(謝步升)

频道：于台烟日期：2021-02-22 20:21:52浏览：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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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跳出“興亡周期律”

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當一個舊的王朝開始脫離實際、脫離人民，也就開始了它的衰落。新興集團順應當時需要，起來造反，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然後，慢慢嬗變，走向反麵，新興變沒落，再被人民推翻。不斷打倒舊王朝，不斷建立新王朝，循環往複，曆經幾千年，完成朝代更替。

謝步升(謝步升)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的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乃至一國家，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時聚精會神，無人不用心，不賣力。曆時長久，惰性發作，到風氣養成，雖大力無法扭轉。且無法補救。”，“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諍友黃炎培的“周期律”，引起毛澤東深深地憂慮和思考。七屆二中全會上，印發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為學習文件，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向全黨、全國鄭重宣告：不學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權視為進京趕考，意味深長。進入北京後，毛澤東再邀黃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才能不敢鬆懈。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究竟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澤東思考、探索、實踐了幾十年。

瑞金時期依法鏟除腐敗分子謝步升、左祥雲、唐達仁。延安時期揮淚殺掉黃克功、肖玉壁。解放後忍痛槍斃劉青山和張子善。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作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所有這些，無一不彰顯毛澤東懲治腐敗的決心和信心。然而，這些舉措隻治標，不治本，難以跳出“周期律”。

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觸動了一些同路人。章伯鈞、羅隆基等資產階級右派公然向黨要官、要權、要“輪流坐莊”，挑戰人民民主專政，複辟資本主義。

“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給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影響，蘇聯毀、撤專家，更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暫時的經濟困難讓黨內外一些人對三麵紅旗發生動搖，倒退思想開始滋長，

貪汙、腐敗是對黨和國家機體的慢性腐蝕；複辟、倒退則是對國家機體的直接戕害。聽之任之斷然跳不出“周期律”

“四清”或“社教”曆經四年，仍然治標不治本。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時年七十三歲，近古稀老人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派係林立、矛盾重重，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逆水行舟，艱難異常，驚濤駭浪，險象環生。“無可奈何花落去”，毛澤東日薄西山，精疲力盡。“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慷慨之氣，一去不返。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人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它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辦？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暮年毛澤東終究沒能跳出“周期律”，抱恨終生。“周期律”成為他不解的心結。

毛澤東對民主政製知行不合一的曆史真相

誰能真正跳出曆史興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

客觀世界中，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都有一個由無到有，由弱到強，由強到盛，然後又經曆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後消亡的過程，興亡相隨，是在普遍不過的事了。人類社會曆史的發展過程同樣遵循這樣一個普遍的規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權力、組織、政黨能夠千秋萬代，永遠成為統治者的思想和行為，過去、現在、未來的曆史事實都將證明，那完全是徒勞的，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

“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榮取辱”，誰能跳出這一曆史興亡的周期律?縱觀曆朝曆代，都沒有人能跳出這一曆史興亡的周期律。

一人、一家、一組織、一政黨，在取得成功、奪取政權之後，從古到今，無一例外地就是要鞏固自己的地位、政權，並且都無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但又無一例外地進入到曆史興亡的大輪回中，沒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組織能做到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

為何?因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榮取辱”，這一曆史興亡的周期律，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客觀規律基於人的本性而產生的。所以，想要“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的思想和行為，是違反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所以，沒有人能跳出這一曆史興亡的周期律。

曆史興亡的規律是由人的思想行為範疇決定的，而人的思想行為範疇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占有欲、不可遏製的各種非理性欲望、喜新厭舊的思維等等，在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體現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現為一個社會曆史興亡的周期律。因此，隻要是人，而不是神來主宰曆史，他們就很難擺脫人的本性束縛，那麽也就難以跳出曆史興亡的周期律。

也就是說，這種曆史興亡周期律時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會現象。承認這種客觀現實，有利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每一個政黨，能夠正確的對待個人、組織、政黨、政權的興亡，少做、或者不做逆曆史潮流而動的事，更不應該用武力鎮壓的方式遏製普通民眾對政權、執政者的自由選擇。隻有這樣，才能讓社會在一個相對平和的環境中不斷前進，否則的話，興亡事既然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那麽，爆發摧毀舊政權的激烈革命的爆發那將是不可避免的。

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窯洞對”，探討的是曆史興亡的周期律，有沒有可能跳出這個曆史興亡的周期律?誰能跳出這個曆史興亡的周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訪問有什麽感想。黃炎培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黃炎培指出，曆史上曆朝曆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他特別提到了“人亡政息”的曆史現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其政令都能得到執行；他們亡故後，其政令便停止執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貫徹因人事更迭而中斷；政治局麵因執政者的代謝而改變。

毛澤東聽了黃炎培的一番話，當即自信地回“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十分讚同毛澤東的答話。事後還寫下了自己對毛澤東答話的感想：“我想：這話是對的。隻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黃炎培對數千年來，政權興亡的曆史總結是非常客觀的，也對以毛澤東在執掌政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表示了擔憂。而毛澤東以民主理念表現出的要跳出這種曆史興亡周期律的自信，讓當時的很多人，包括黃炎培這樣的名士來說，的確是倍受鼓舞的。

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黃炎培所說的曆史興亡周期律嗎?事實並不那麽簡單。

從建黨88年、建國60年以來的情況看，毛澤東當年要跳出中國曆史興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斷要實現，也是不現實的，還有很大難度。或者說，毛澤東的判斷本來就不符合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

首先，“人亡政息”這一規律已經在毛澤東本人身上得到了驗證。事實上，毛澤東在位時，經過多年實踐，確立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和方針政策，稱為“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所確立的各項政策和治國理念基本上已經被徹底改變。在現在的中國，“毛澤東思想”已經基本不提，雖然還不時提到毛澤東，但那更多的隻具備象征意義，已經沒有任何實際導向作用了。

毛澤東在位時，對體製內的官員們太過嚴厲，把他們當成了繼續革命的對象，這為他身後“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隱患。從毛澤東身後的曆史看，正是這些當時被他作為繼續革命對象的體製內官員們，複出之後把他確立的所有方針政策全部廢除，“人亡政息”的事實表明，毛澤東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不符合人類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包括他個人的曆史發展規律的。

自鄧小平讓毛澤東“人亡政息”之後，確立了自己的方針政策和治國理念，現在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吸取毛澤東被“人亡政息”的教訓，對體製內的官員及其親屬後代，是倍加關愛。現在我們知道，很多高幹子弟都成為了高官，沒有成為高官，也已經成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個政協委員、什麽理事之類的。

具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根據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高幹子弟在億萬富翁中占91%的極高比例，那麽，中、低級幹部及其子弟們，在千萬富翁、百萬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還沒有見到有人統計具體數據，但憑我們對周圍有錢、有勢的家庭和個人觀察，這個比例一定不小!

因此，這些體製內的群體對他是很滿意的，所以在鄧小平身後，雖然曆經兩代，仍然還在高舉“鄧小平理論”，沒有出現“人亡政息”的結果。

那麽有了“鄧小平理論”，就能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嗎?恐怕也是困難的。因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群體仍然隻是體製內的獲利群體，體製外很多利益受損或者獲利很少的群體，早已對其產生了懷疑，並極力否定之。

回顧鄧小平主政以來三十年的曆史看，體製內的人及其親屬後代們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撈個什麽委員、理事之類的做做，獲得了巨大榮耀和財富，因此，體製內不會出現毛澤東式的“人亡政息”。

但他們正在走向另一條不歸路，那就是“求榮取辱”。的確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體製內的人在追求榮耀、追求財富上，可以說是捷足先登，業績輝煌，舉世矚目，令普天下人無不仰視。

然而，在他們追求、並獲得非凡榮耀和財富的時候，體製外的人則表現了極大的不滿，仇富、仇官正在成為普通民眾的基本思維。他們取得榮耀和財富的事實，並沒有博得普通民眾從心中發出的讚揚，相反，他們正在被普通民眾視為極大的恥辱。他們獲得的榮耀，事實上已經被相當部分的普通民眾視為的恥辱。

他們獲得的官職、財富和政協委員之類的物質占有、政治榮譽，並沒有得到普通民眾的認可，而是更多的增加了普通民眾的不滿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誘發的打砸燒機關、警用車輛等等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正在走向一條“求榮取辱”的不歸之路。他們在不斷追求財富、榮譽的同時，也正在不知不覺的把自己置於廣大普通民眾的對立麵，也正在向“取辱”的歸宿走去。

貧富差距無休止擴大，將使“鄧小平理論”也同樣會有“人亡政息”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也無法跳出曆史興亡的周期律。不過，這次讓“鄧小平理論”“人亡政息”的，不會是體製內的群體，推動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體製外的，利益受到損壞的群體。

從曆史的經驗看，這種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過程，也就是社會革命在醞釀的過程，也就是當權者由興到亡的過程。雖然一些體製內的所謂精明人士已經感到了這種危機，並試圖改變這一進程，但趨勢一旦形成，逆轉也是不可能的了。

客觀的看，組成組織、政黨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麽他們應該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為也難以跳出人的思想行為範疇。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國曆史興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毛澤東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這一周期律的推斷，一方麵是他過高的估計了他領導的黨的成員們的思想覺悟；另一方麵，他沒有考慮到中國沒有實現民主的現實；再者，恰恰是“千秋萬代”、“革命江山要萬年紅”、“要跳出這一興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礙了民主的實現，這種思想阻止了民眾實施自由選擇和有效監督的權力。沒有民主也就談不上民眾對官員的監督。所以，毛澤東的自信推斷，也應該是一個脫離實際的推斷。實際上，任何所謂“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那都隻不過是脫立人類社會發展實際的空想、夢想了。

那麽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組織、一政黨的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的執政當權了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觀察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其執政當權的人和政黨則是換的更快，而民主國家的相對穩定，則正是建立在執政當權的人和政黨的相對不穩定基礎上的。實際上，執政當權者的不穩定並不代表社會的不穩定，而執政當權者的穩定也不代表社會的穩定。民主國家中這種頻繁的變更的好處，在於不會使矛盾累積惡化，因此，爆發激烈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回顧建黨88年、建國60年來的曆史，不難看出，要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曆史興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難的。畢竟不管他們是怎樣先進、又怎樣偉大的什麽黨，但他們的基本組成也是人，並不是神。既然是人，就會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點的束縛，那麽也就無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點決定的社會曆史興亡的周期律。

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曆史興亡周期律的客觀性，有利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執政黨、每一個執政者，正確看待權力更替，正確看待個人、組織、政黨的興亡，不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抵抗曆史的潮流，從而誘發更嚴重的社會革命，引起更大的社會災難。

試問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風流人物，誰能真正跳出曆史興亡的周期律?過去、現在、將來，具難矣，原是人的本性決定!

黃大能說，緬懷是最好的紀念。中共成立80年來，在各種戰爭和鬥爭中，犧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取得今天這樣的局麵？！這些先烈裏，既有人，也有民主人士和無黨無派的普通民眾。不了解過去的曆史，就不知成功之不易；不了解先烈們的事跡，就不知民族獨立富強之不易。在中共建黨80周年的日子裏，黃大能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後來人能知道革命之不易，知道中華民族在20世紀裏取得自己命運的轉折是非常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

緬懷過去，才能更清醒地把握未來。黃大能說，人民選擇，曆史選擇，也是曆盡曲折的。他父親、我國職業教育的開創者、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創始人黃炎培為了救國救民，在20世紀上半葉進行過各種各樣的努力和嚐試，然而卻屢遭失敗。1945年7月，將近古稀之年的黃炎培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頭一次親眼目睹了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大為感慨。後來他又與毛澤東促膝長談。黃炎培在肯定了邊區的成就之後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找到了新路，這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大能說，這次長談，使父親從此扭轉了他曆來對中共執政的忐忑不安，他從延安、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中國是有出路的，這出路就在那裏。從此以後，他堅定不移跟著走。開國之初，大半生恪守“不為官吏”信條的黃炎培終於出山，擔任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務院副。黃炎培說，領導的是人民自家的，他當副不是做官，而是為人民做事。

經過50多年的風雨坎坷之後重溫這段曆史，黃炎培的兒子黃大能說，隻要看一看給曾經和現在中國、給我們百姓帶來了什麽，就會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中華民族的獨立靠中國，中華民族的富強和遠大未來仍然要靠中國。

早年曾英國、為中國建材科學辛勤耕耘了一輩子的黃大能說，在中國成立80周年的時候，他既為取得的偉大曆史功績而倍感欽佩，為國家、民族命運的巨大變化而倍感自豪，但是同時，他也希望，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要時刻保持憂患意識。

黃大能說，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綜合國力還不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相對來講還比較弱；與此同時，某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千方百計企圖阻止中國的崛起，他們害怕中國的崛起。國內外的這些情況表明，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複興的道路中，必定會麵臨各種挑戰和風險，對此，執政的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敢於並善於應對這些挑戰和風險

黃大能同時指出，對於來說，如何克服黨內腐敗問題是當前其自身建設中的頭等大事。他說，過去人民反對滿清，就是因為它腐敗；後來人民反對國民黨，還是因為它腐敗。一定要高度重視腐敗問題，堅定不移地清除黨內腐敗，這是安定民心、建設國家的政治基礎。他希望在中共成立80周年的時候，黨內外的同誌們能好好反省一下當年在延安毛澤東和他父親那段關於“周期率”的談話。